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11 月 8 日，黃仁勳寫信給輝達全體員工，承認對婚姻不忠。這是他本人確認的事實。其餘部分仍是指控：紐約時報引述美方官員，指他的對象黃樂（Alice Huang）是中國籍、曾任新加坡資料中心業者 Megaspeed 高管，受中國國安部吸收，任務是摸清黃仁勳，並推動輝達對中國出貨；美方監控她至少一年，國務卿盧比歐為此主導了一份機密備忘錄。至今沒有公開證據，也沒有起訴。
（圖／翻攝ｘ＠NVIDIA）
但有一件事不必等調查結果。一年前，黃仁勳對媒體說，他與黃樂的往來「完全正常」；如今卻承認兩人另有私情。一位掌握全球算力命脈的執行長，在最敏感的問題上已經改口一次，這本身就是國安問題。
美方指控的兩項任務裡，致命的是第二項。偷文件是間諜，改變判斷是影響力。中共最得意的一次影響力行動，發生在 1949 年的北平。
北平模式
1948 年底，傅作義率二十餘萬大軍困守北平。長女傅冬菊時任天津《大公報》記者，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奉命回到父親身邊。她做兩件事：把父親的心思回報組織，再把中共的條件說成「為父親好」的出路。1949 年 1 月，傅作義接受改編，北平開城。
北平模式在台灣常被簡化成「不戰而降」。拆開來看，它是一套精準的技術：在決策者最不設防的位置放一個人，讀他的情緒，替對手說話。這個人一份文件都不必偷。
官方敘事刻意略過另一半。讓傅作義低頭的，是兵臨城下與天津失守；傅冬菊只是遞上台階的那隻手。沒有圍城，就沒有北平模式。
今天的圍城不難辨認：中國市場的營收，加上華府時鬆時緊的晶片管制。黃仁勳多年來公開遊說放寬對中出口，據報導也說動了川普讓步。該追問的是，這些主張有多少出於商業判斷，又有多少是有人在他耳邊說出來的。
燕子的來歷
這門手藝源自蘇聯。1963 年叛逃的作家克羅特科夫（Yuri Krotkov），1970 年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他替 KGB 物色女性，稱之為「燕子」；男性誘餌則叫「烏鴉」。手法本身更早：1920、30 年代，契卡出身、後任內務人民委員部副手的阿格拉諾夫（Yakov Agranov）就用大劇院的芭蕾舞者在文藝圈布線；1930 年，蘇聯情報機關又吸收了流亡法國的歌手普列維茨卡婭，再透過她拉攏她的丈夫、白軍將領斯科博林。
至於喀山那所專門訓練燕子的「第四國家學校」，主要出自前中情局官員馬修斯（Jason Matthews）的小說《紅雀》。學校是傳說，制度是真的。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局長沃爾夫（Markus Wolf）把它反過來用，派出俗稱「羅密歐」的男性特工追求西德部會的女秘書，前後約 40 名西德女性因此以間諜罪受審。
俄共：先勒索，再收買判斷
蘇聯的低階做法是勒索。英國海軍部職員瓦索爾（John Vassall）1954 年在莫斯科的派對上被灌醉、拍下同性照片，替蘇聯偷了八年海軍機密。美國陸戰隊衛兵隆崔（Clayton Lonetree）愛上使館的蘇聯女翻譯，最後交出使館設計圖與情報人員名單。
高階做法是收買判斷。1958 年前後，KGB 動用上百人，讓女演員接近法國駐蘇大使德讓（Maurice Dejean），再安排「丈夫」上門捉姦。莫斯科要的，是一位會在戴高樂耳邊替蘇聯說話的大使。事情曝光後，據說戴高樂只冷冷丟下一句：「好啊，德讓，跟人上床了。」佐爾格（Richard Sorge）更早就做到極致：他成了德國駐日大使的密友、大使夫人的情人，從使館核心送出德軍攻蘇的情報。
普丁時代的布蒂娜（Maria Butina）則證明，影響力行動幾乎無法定罪。她透過共和黨操盤手男友打進全美步槍協會與保守派人脈，最後只以共謀擔任未登記外國代理人認罪，被判刑 18 個月。
最該讓黃仁勳不安的，是 1963 年的普羅富莫事件。英國陸軍大臣普羅富莫與基勒有染，而基勒同時與蘇聯武官往來。調查始終沒找到洩密，普羅富莫照樣下台，因為他對國會說了謊。
中共：先學潛伏，後學枕邊
中共早年的隱蔽戰線師承蘇聯，卻偏好另一條路：坐上對手身邊的位子。錢壯飛當上中統首腦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當上胡宗南的侍從秘書，沈安娜以速記員身分列席國民黨高層會議。靠的是信任，不是情慾。傅冬菊是例外，她潛伏的地方是對手的家。
建政之後，情慾手法在海外浮上檯面。京劇男旦時佩璞假扮女性，與法國使館職員布爾西科（Bernard Boursicot）斷續交往近二十年，換來 500 多份文件。2004 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密碼電信官，因與卡拉 OK 小姐的關係遭公安要脅，留下遺書自殺。陸軍少將羅賢哲在泰國中了美人計，五度交出軍事機密，被判無期徒刑。方芳（Christine Fang）以留學生身分經營加州政壇新秀，據報與至少兩位中西部市長有親密關係，在聯邦調查局調查期間離美，從未被起訴。
胡錫進聲稱中國情報不搞美人計，這些案子就是現成的反證。北京的路數也很清楚：不靠訓練有素的職業燕子，而是動員有真實身分的留學生、藝人與商人；目標則從外交官、軍官，一路擴大到政壇新秀與科技業。黃樂若真是國安部的人，正好落在這兩條線的交點。
台灣該問的
台灣把黃仁勳當成台灣之光，逛夜市、簽名、追星，熱度幾年不退。崇拜與警覺可以並存，也必須並存。黃樂先後出現在台北的酒吧與餐廳，說明台北已是全球算力交易的前線，也就是情報工作的前線。
羅賢哲案證明，這套手法對台灣軍方有效。現在要問的是，它對台灣企業有沒有效。半導體既然是國家安全的骨幹，企業領袖的人際往來與利益衝突就不能只算公司家務事：政府要過問，董事會要把關，媒體也不該只負責追星。
黃仁勳是否「被北平模式」，要看調查能否證明他的判斷曾因此改變。但有一件事已經確定：北京一直知道，該把人放在誰的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