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日本TBS電視台報導了兩個很不一樣的場景。
東京入管局人員前往一家登記為設計公司的辦公室查訪，營業時間卻沒人應門。申請人接到電話，表示自己正在家裡休息。日本政府正加強查核外國人設立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防止有人利用空殼公司取得居留資格。
（圖／PIXABAY）
另一邊，千葉縣市川市一家尼泊爾人經營的咖哩店，老闆戈帕爾來日本已經十九年，從廚師做到經營兩家店。他按時繳稅、參加社會保險，也有經常光顧的日本熟客。但新的居留制度，卻讓他擔心多年經營的生意能否繼續。
有人支持嚴查空殼公司，卻又捨不得熟悉的咖哩店消失。這兩種心情可能同時存在，反映了日本社會面對外國居民時，複雜而真實的一面。
二〇二五年十月，日本將「經營・管理」在留資格的資本等門檻，從五百萬日圓提高到三千萬日圓，並增加僱用常勤員工等要求。政府希望防止虛設公司取得居留資格，也希望外國經營者能帶來一定規模的投資與就業。
這項改革有其理由。但資本額與企業是否真正營業，是兩件不同的事。一家小餐廳可能正常經營十多年；資本額三千萬日圓的公司，也不保證一定有實際業務。
日本人對不同國籍經營者的觀感也有差異，尤其對中國籍人士往往抱有較多疑慮。但無論中國人或尼泊爾人，都可能踏實經營，也都可能有人違規。政府需要公平一致的審查標準，不能以國籍代替對經營實態的判斷。
今年六月十八日，立憲民主黨參議員打越さく良在國會提出超過六萬七千筆連署，要求政府不要讓正常營業的外國餐廳，因達不到新的資本門檻而被迫關門。
法務大臣平口洋回應，政府也不希望僅因資本額不足，就將原有的正常經營者一律排除。入管廳對既有經營者設有三年過渡期，期滿後原則上適用新標準，但若經營良好、依法納稅，且有望在下一次更新時達標，仍可綜合審查。
對政府而言，這是保留審查的彈性；對經營者來說，卻意味著無法預先確定自己能否繼續留下。這種彈性，同時帶來不確定性與風險。
假如咖哩店的租約明年到期，老闆該不該再簽三年？設備老舊，要不要花錢整修？如果最後拿不到居留許可，租約、設備與員工又該怎麼辦？不續約，卻可能因此結束多年建立的事業。
政府可以等到申請時再作決定，經營者卻不能等到那一天，才決定要不要繼續做生意。
更困難的是家庭。
今年六月，北日本放送（KNB）採訪富山縣高岡市一名來日二十年的尼泊爾餐廳經營者。他的三個孩子都在日本出生長大，幾乎只會日語。如果父親無法續留，一家人可能必須面對返回尼泊爾的抉擇。對不熟悉尼泊爾語言與教育環境的孩子而言，將是很大的衝擊。
日本的制度並非完全不考慮兒童利益，特殊情況下仍可能獲准繼續居留，但並非事先保證。對父母而言，尼泊爾是故鄉；對孩子而言，熟悉的學校、朋友與日常生活，都在日本。
父母的故鄉，卻可能成為孩子的異鄉。
政府也有自己的壓力。二〇二五年參議院選舉，喊出「日本人優先」的參政黨取得十四個改選席次。今年東京大學的追蹤調查也顯示，反對增加定居型外國人的比例，兩年間由百分之三十五點六升至五十六點三。這顯示移民管理已成為政府不能忽視的政治問題。
十月三十日，上智大學全球關懷研究所公開批評日本政府的外國人政策助長排外主義。這份措辭強烈的聲明，讓移民管理與外國居民權利的爭論更加鮮明。
政府查核不實經營、要求外國居民遵守法律，本來就是應盡的責任。但如何在查處違規的同時，不讓那些長期守法經營、已經在日本建立生活的家庭承擔過大的風險，同樣是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
日本國民希望政府有能力查處違規，外國居民則希望政府的規則具有足夠的穩定性。兩種期待並不衝突，但要同時滿足，並不容易。
政府必須回應眼前的民意，移民卻可能花十年、二十年規劃自己與下一代的生活。國家在挑移民，移民也在挑國家。日本要讓國民相信，外國人受到妥善管理；也要讓外國人相信，這個國家值得長期留下。
這不只是政府的兩難，也是日本民眾與外國居民共同面對的現實。
對千葉的咖哩店，問題是下一份租約該不該簽；對富山的尼泊爾家庭，則是孩子能不能繼續在熟悉的學校上課。
政府可以等到下一次續簽時再作決定，店家與家庭卻必須提前安排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