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正在飛往塞內加爾的途中，專機掉頭，飛回華沙。首都的憲法法庭外，警方拉起封鎖線，院長被擋在門外，另有法官在護送下進入。這場爭端起於國會選出的幾位法官。總統未受理他們的宣誓，他們能否就任？如今連誰有權領導法庭，雙方都談不攏。總統指控政府強行接管法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卻在 X 上寫道：「恢復法治是我們的責任。」貼文最後一句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圖／PIXABAY）
在台灣，立法院兩度全數否決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選，憲法法庭只剩八人。立法院修法定下的評議門檻，卻是十人。八位大法官面前擺著一道難題：一部規定至少十人才能評議的法律，到底合不合憲？
後來，五位大法官作成判決，宣告修法違憲。另外三位認為法庭組成不合法，拒絕參與評議。朝野爭論的焦點，從立法院能不能這樣修法，變成這五位大法官能不能這樣判。原本可以裁決爭議的憲法法庭，自己成了爭議所在。
就在華沙風波的三個星期前，台灣的憲政僵局也上了國慶講台。總統和行政院長都在台下，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台上當面質疑，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行政院長怎麼可以不副署？他警告，不能讓全世界認為台灣是「假民主、真獨裁」。行政院長卓榮泰事後回應，不副署是被動且必要的作法。
同一個十月，法國高中生為師資不足、校園設施老舊等問題走上街頭。教育政策由內閣執行，總理則由民選總統任命。到了選舉，對教育政策不滿的選民，該把帳算在總理所屬政黨頭上，還是算在任命總理的總統頭上？
法國、波蘭和台灣都採雙首長制，學界稱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戰後許多國家走向民主，美國有總統制，英國有內閣制，法國則提供了第三條路。人民可以親手選出總統，又有總理領導政府，向國會負責。這套安排曾經很有吸引力。政治學者艾爾吉（Robert Elgie）在二〇一一年統計，當時已有五十多國採行這類體制，多數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以後作的選擇。
波蘭在一九九〇年首度直選總統，一九九七年以新憲法確立現制。台灣在一九九六年首度直選總統，隔年修憲，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再需要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也取得倒閣權。這樣安排有其道理。選民把票投給總統，總統就應有機會組成政府，實踐承諾。選民也把票投給國會，國會若對院長失去信任，自然有權要求他下台。
近三十年後，我們更看得清楚，這套制度到了政黨手裡怎麼運作。總統任命院長，不必拿自己的任期冒險；立委若要倒閣，卻得準備自己也可能面臨改選。於是，對國會多數來說，讓一位自己不信任的院長繼續做下去，有時竟比倒閣更划算。
這也是波蘭的風波值得台灣關注的地方。波蘭是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陣營，台灣是行政院面對在野多數。兩國的衝突出在不同地方，最後卻都爭到了憲法法庭。在華沙，雙方爭的是哪些法官有權就任；在台北，爭的是已經就任的八位大法官，有幾位才能作成判決。走到這一步，連把爭議交給法庭，都不足以讓爭議落幕。
一九九七年修憲，台灣認真處理了總統怎麼組閣、國會怎麼制衡。今天值得追問的是，當總統贏得大選，在野黨也贏得國會，雙方都算得出繼續僵持比讓步划算，這套制度靠什麼讓政治往前走？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從倒閣看起。當國會必須先拿自己的席次冒險，才有機會換掉它不信任的行政院長，「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這項承諾，究竟能兌現多少？走過近三十年，台灣已經有足夠的經驗看清當年選擇的代價。除了要求朝野展現善意，我們也該拿出當年修憲的勇氣與智慧，重新檢視雙首長制本身。
